林锐，1999年岁末
刚读博时我穷困潦倒，只有一床，一盆，一壶，一碗。我那些穷朋友们象挤牙膏一样挤一些钱资肋我。我买了一台计算机，在宿舍里开发软件产品"可视化软件开发工具 VA 4.0"。1997年8月，我去北京参加首届中国大学生电脑大赛软件展示，路费也是借的。同学为我壮胆时说："如果不能获奖，就回到实验室干活吧。"
我说一定会拿第一名，不然去干啥。
在软件展示时，我们发现很多好的作品是国家的科研项目，根本不是学生个人的作品，违背了竞赛的宗旨。如果允许这样做的话，我应该运几条生产线过来。我写了一份抗议书，找了十几个人签名（很多人感恨而不敢签）。但抗议能顶屁用，我参加过的科技竞赛、见过的科研鉴定多了，哪一次我没看到虚假？我写抗议书是因为眼里容不得沙子。如果我的专业是政治，早就坐牢去了。
这次竞赛选出十个"软件明星"，只有我的软件和清华大学博士生的项目值得一看。我不能否认他的项目水平极高，但那不是他个人的作品（评委甚至认识他的导师，知道项目的来龙去脉）。我的作品被评为第一，他的项目被评为第二。组委会来拍电视，可是找不到浙江大学的展板。因为浙江大学没有任何准备，我是一个人来的，我的作品夹在杭电的作品之中，没名没姓。我只好从塑料袋上剪下"浙江大学"四个字，贴在展板上撑撑门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华大学就一直在浙江大学头上"作威作福"，我好歹也争了一口气。可是颁奖时，组委会竟按地方顺序从北京念起，我沦落到第七，差点咽气。
我曾在上海的一辆公共汽车上与一位北京来的旅客聊天，此公极健谈。似乎他到上海旅游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掘北京的优越性。见我挂着浙江大学的红色校徽，且对清华、北大并不神往，不禁十分迷惑，就问："浙江大学在浦东还是浦西？我要去看看。"
北京已经是极度优越了，那里的处长局长比我见过的土豆还多。就请不要把什么鸡皮蒜毛的好东西都拿走，给我们留点希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