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兴东
赤裸裸的道德抉择
“随着社区的终结，我面临着一个道德上的抉择。最简单的就是投身于专有软件世界之中，签署不公开协议，并承诺不帮助同行、同事。而且自己也很可能编写软件，并在不公开协议的前提下发布软件，去同流合污，迫使更多的人背叛自己的原则。显然，走这条路，可以挣大钱，而且使编写代码的工作增添一份金钱上的快乐。但是我知道，等到自己职业生涯终结时，我再回首这些年为分离人类而砌造的‘墙壁’。我会感受到，我将自己的一生都用在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糟糕。”
另一个选择，很直截了当，但令人不愉快，那就是从此离开计算机领域。“这样我的技能不会被滥用，但也将被浪费，我不会因为分化和限制计算机用户而感到有罪，但这些事情会继续发生。”“因此，我开始寻找一条出路，使程序员可以做真正的好事。我问自己，我能写什么软件，我能否让社区重焕生机。”
答案很明白：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操作系统，这是开始使用计算机的关键软件。有了操作系统，就能做许多事，没有操作系统，计算机都无法运行。有了自由操作系统，我们就能再次组建一个相互合作的黑客社区。而且任何人使用自由软件都不必剥夺他与朋友家人的共享权利。
作为一名操作系统的开发人员，斯托尔曼无疑最胜任。“虽然我没有认为自己一定能成功，但我意识到自己就是命定做这项工作的。”斯托尔曼选择做一个与Unix兼容的操作系统。这样容易被移植，而且Unix用户可以方便地转移过来。GNU这个名字确定就是遵循黑客传统，是一个递归的缩略词：“GNU'S NOT Unix。”
一个操作系统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内核，而且仅能运行其他程序也是不够的。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要有指令处理器、汇编程序、编译器、解释程序、调试器、文本编辑器、邮件软件等等一个完整的系统。
自由软件“free software”是一个被广泛误解的词，这个“free”完全与价格无关，它指“自由”。这就象“自由讲演(free Speech)”与“免费啤酒(free Beer)”的区别。其主要内涵就是用户可以自由运行软件，可以按自己的要求自由修改软件，用户也可以自己销售软件，不管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自由软件与出售软件拷贝并不冲突。
开发一个完整的系统是项庞大的工程。斯托尔曼决定尽可能采用已有的自由软件，比如一开始他将Tex作为主要的文本格式标识符，几年后他又用X Windows系统作为GUN的图口系统。
思想比代码更闪光，但没有代码，思想是没有躯体的。
一个人的战争
1984年1月，斯托尔曼辞去了MIT的工作，他担心MIT会要求产品的所有权，会给产品强加入自己的销售条件，最终又会成为专有软件。一开始，GNU计划只有他一个人。他发现自己原来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办公室，还没有分给其他人用时，他就每天晚上溜进去工作。久而久之，白天他也跑去用实验室里的电脑。
当时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Patrick H. Winston并不干涉。因为Winston始终不把斯托尔曼的辞职当真，只要斯托尔曼能创造些好东西给大家用，实在没有必要把这位共事13年的老同事打发走路。因此他爽快地邀请斯托尔曼可以继续使用实验室的设备。从此，斯托尔曼就成了特殊的一员。
工程启动后，斯托尔曼听到有一个自由大学编译器套件（VUCK）。他去信询问能否用入GNU。答复是嘲弄式的，说对大学是自由的，但软件本身不行。于是，决定他为GUN编写的第一个软件就是一个多语言、多平台的编译器。他想利用Pastel编译器的源代码，但最终放弃。从头编写了新的编译器，名为GCC。
1984年9月，斯托尔曼开始GUN Emacs，1985年初，它开始可以工作。这使它可以用Unix系统进行编辑。此时，人们开始想使用Emacs。因此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传播它？当然，他将其放到了MIT计算机的匿名服务器上。但那时互联网 还未普及，人们很难通过FTP获得拷贝。而失业的斯托尔曼也需要收入。于是，他宣布任何人都可以用150美元的价格获得程序。自由软件的分销商业模式就此诞生。如今，整个基于Linux的GUN系统都是如此。
为防止不肖厂商利用自由软件，使其专有化。斯托尔曼别出心裁，创造了Copyleft的授权办法。所有的GNU程序遵循一种“Copyleft”原则，即可以拷贝，可以修改，可以出售，只是有一条：源代码所有的改进和修改必须向每个用户公开，所有用户都可以获得改动后的源码。它保证了自由软件传播的延续性。
市场里出政权
EMACS这样的程序最难的是开头。一旦第一版本推出之后，就有一大堆人去玩它，然后精益求精，越改越好。目前已有几百种EMACS的副程序，可用在50多种电脑上，从微电脑到Cray的超级电脑都可用EMACS。
由于EMACS的成功，斯托尔曼设立了个新的基金会: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捐助FSF和GNU计划的厂商，也可享有减税的优待。单单1989年，FSF就收到267782美元的捐助，基金会也因出售GNU程序手册和电脑磁带，而赚了330377美元。此外，斯托尔曼也不再天天溜回人工智能实验室“借”用电脑，因为许多厂家已为FSF提供一大堆的高性能工作站等硬件设备，包括HP、Thinking Machine、Sony，甚至UNIX的娘家---贝尔实验室，也贡献了不少设备。也有一些厂商捐赠现金，并把技术人员送到FSF来向斯托尔曼学习，而且支付斯托尔曼的员工薪水。
FSF就用这些钱来养起14位基金会成员: 9位程序设计师，3位负责技术资料撰写。虽然斯托尔曼自己不支薪，但他不能期望他的同仁也和他一样看得开，而饿着肚子为理想拼斗。FSF的程序设计师一年也只有2万5千美元的薪水，这是一般厂商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斯托尔曼之所以以低薪待人，原因就是可多请几位志同道合的黑客，为理想而工作。
GNU在工作站和微机市场很风光，许多工作站/UNIX和微机厂家，都把GNU纳入他们操作系统，包括Convex Computer、DEC、Data General及以前的NeXT等。
GNU工程激励了许许多多年轻的黑客，他们编写了大量自由软件。最后，是里奴斯·托瓦斯编写了系统内核，称为Linux，把所有软件和硬件连接起来。Linux内核为GNU工程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斯托尔曼说，Linux并不能代表整个操作系统。Linux只是内核，整个系统还包含数以百计的软件工具和实用程序，大多是由GNU黑客们完成的。他认为，整个操作系统称为GNU/Linux比较合适。
斯托尔曼认为，在Copyleft时代，软件公司可以靠服务和训练赚钱。如果你公司没有人会用源代码，你就得请位程序员，帮你修改由FSF得来的Copyleft程序；你不必怕你出钱所改的程序会流传到另一家公司，因为那家公司也许会为这软件改头换面，帮它抓虫，或修改，或添加些新功能。而在任意拷贝的情况下，你也因而受惠。
所以程序员绝对饿不死，仍会像现在高价软件的时代一样，有许多“服务”的大钱可赚，只不过不可能象盖茨这样积聚起世界第一的巨额财富。而GNU的软件也能使写程序的人更具生产力，因为他不必凡事都从零做起，可根据已有的软件来改进。斯托尔曼希望，有一天软件业者不是靠目前的“Copyright”版权法，迫使客户花费巨额资金购买软件，而是依仗提供服务(如技术支援、训练)来获取应得的报酬，这种报酬可能会比一般人高，但是绝对不可能为一个小公司培养出几百个百万富翁。简而言之，未来软件业的基本准则就是“资源免费，服务收费”。
近几年，随着Linux的迅速崛起，再也没有人对自由软件的全新商业模式表示怀疑。在 斯托尔曼思想的指导下，自由软件已经成功地步入市场主流，占据了市场实地。毕竟，在商业横流的今天，思想在贬值。自由软件也只有在夺取市场政权后，才能真正确立自己的实力地位，促使整个软件业模式发生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