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兴东
黑客传统
Steven Levy的名著《黑客：电脑时代的英雄》论述了个人计算机兴起的历史。该书最后一章讲述了理查德·斯托尔曼的故事。题目就是：“最后一个真正黑客”。这是对他最恰当的评价。连他的反对者也说：“如果不存在斯托尔曼，人类也应该把他创造出来。”
1971年，年轻、聪明绝顶的程序员斯托尔进入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成为软件共享社区的重要成员。其实这个社区已存在多年。当然，软件共享也只不过局限于这个特定的社区中。它与计算机的历史一样悠久。就象配料共享与烹饪一样古老。计算机业的传统就是：一切为人人所共享。私有让人嘲笑，专用受人鄙视。
当时，人工智能实验室使用一个ITS（不兼容分时系统）分时操作系统。黑客们（不是大众媒体所谈的安全破坏分子，而是指酷爱编程的人）是用汇编语言为Digital的PDP-10设计和编写的。PDP-10是当时最著名的计算机之一。作为社区成员和实验室的系统黑客，斯托尔曼的工作就是改进系统。
当时没有人称它为自由软件，因为这个词还不存在。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无论是某个公司成员或另一所大学想获得它，大家都会非常高兴地把源程序给他。如果你看到别人使用一种你没见过且有意思的程序，你可以坦然地向他索要程序，这样你就可以读它、改它，或拆卸部分用于新的程序。进入80年代，这种自由发生急剧变化，DEC的PDP-10系列发生中断了。它的自由体系架构，在60年代显得强劲、先进。但到80年代就捉襟见肘，没有足够多的地址空间。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为ITS编写的程序都作废了。黑客社区也崩溃了。
然而，到80年代后，计算机的商业化和软件专有化席卷整个产业，黑客们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一个又一个有才能的MIT编程员离开了校园，投入了市场的怀抱。尤其是Symbolics公司的成立，挖走了社区中的许多黑客，大大伤了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元气。斯托尔曼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斯托尔曼说:“那时，人工智能实验室已没法再支持下去，我是最后一个还想让它活起来的呆瓜。但后来我也没办法了，因为一个人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开始，他觉得这样与现实抗争没有什么意义。但他终于看出，他真正的敌人不是Symbolics，而是整个不开放源代码的商业软件业。
1981年，当人工智能实验室购买了新的PDP-10时，领导决定用Digital专有的分时系统来代替ITS。当时的计算机，无论是VAX或68020都有他们自己的操作系统。但没有一个是自由软件：你要获得一份可执行的拷贝必须签署一份不准向外公开的协议。
这就意味着使用计算机就得承诺：不能帮助你的邻居和朋友。这是软软件业迈出的可怕的第一步。一个相互协作、彼此交流的社区就这样被禁止了。由专有软件所有者所制订的规则：“如果你与你的邻居共享，你就是盗版者。如果你想作点改动，那你得乞求我们来做。”
究竟谁违背了道德
实际上，恰恰是专有软件的理念--不允许共享或改动软件--是反社会的，也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完全错误的。但是长期以来，软件出版商使人们相信：软件天生就该如此。这种片面的认识禁锢了人们的思维。当他们在谈论如何加强版权或打击盗版时，他们也认定这是天经地义，人们也会毫无异议地接受。
他们的第一个假设就是：软件公司对自己的软件拥有毫无疑问的天然权力，因而可以将权利施加到所有用户身上。（因为如果是天然权力，那不管对公众会造成多大的损害，我们也不能加以反对。）但有意思的是，美国宪法和美国法律惯例否定了这种看法，版权不是一项天然权力，只是一项人为由政府施加的独占，他限制了用户拷贝的天然权力。
另一个潜在的假设是，软件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它允许你可以做什么。而我们的计算机用户不必考虑我们处在的社会状况，被动接受就行。第三个假设就是如果我们不允许软件公司给用户施加权力，我们就没有可用的软件。这个假设看起来似是而非。实际上当自由软件兴起后，我们无须戴上锁链就能获得大量优秀软件。
如果我们拒绝接受上述假设，并从“用户第一”的基本道德常识上来考虑问题，那么我们将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计算机用户应该有自由根据自己的需求修正程序；用户有自由共享软件，因为帮助别人是社会的基础。而软件厂商不可以对用户施加压力，剥夺用户的各种自由。
斯托尔曼经历过沉痛的遭遇。70年代，激光打印机大得像吉普车一样，所以Xerox（施乐）送了一台图象激光打印机给人工智能实验室时，人们发现唯有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九楼机房里，才找得到位置放它。在大楼里所有人只要在各自的电脑上打些指令，叫打印机帮你服务。
它的打印速度令人满意，只是有时纸印光了或夹了纸，一大堆人的列印工作就全部停了下来。有时有的人要印上一大堆东西，而有些人只要印一两张时，不得不爬上九楼，把印表机的控制改一下，使它先印一两张。于是一天就这样爬上爬下，没有人受得了。
幸好印表机送来时，Xerox把驱动程序的源代码也随机附上，实验室的人就把控制打印机驱动程序的功能作了些修改，大家都省了不少麻烦和汗水。斯托尔曼回忆地说:“你的打印工作做完后，它还会通知你；如果夹了纸或你想问些什么打印上的事情，它也会让你知道。”
1978年，一切都变了。Xerox送了一台叫Dover的新打印机机给人工智能实验室，但不愿再附上源代码。斯托尔曼说:“因此我们没办法修改驱动程序，于是整个大楼的打印效率又回到从前，卡了纸或把纸印光了，你在下面也无法知道。”
他和人工智能实验室为给打印机添加功能以便机器更好工作，希望获得打印机控制程序的源代码，结果被严正拒绝。“因此，我再无法说服自己不公开协议是纯洁清白的。当他们拒绝与我们共享时，我十分气愤。我不能更更弦改辙，对别人做出同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