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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t专稿】1995年，22岁的刘强从北京某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没有按学校的安排回到家乡，位于中国西北部的一个研究所，而是留在了大学时打工的地方，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小软件公司里继续着编程的工作。两年以后，他怀揣着用积攒下来的几万元钱兑换的美元和不算很出色的托福、GRE成绩去了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学校。在拿到了一个洋文凭之后，如今的刘强在美国当地的一家网站作网络管理员，他的理想是，尽快获得在美国的永久居住身份。
在近几年的中国，类似的故事已经平凡得让人提不起太多的兴趣。对于新东方学校和外国使馆签证处门前人群的嘈杂，人们似乎也早已司空见惯。可是，亲爱的同胞，你是否意识到，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正在这些故事的发生中渐渐地萎缩了。人才流失，一个已经略显陈旧的话题，在中国的信息产业亟待飞跃的历史时刻，再一次提到我们的面前。
在北京西北角，有中国硅谷称号的中关村总可以使人获得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道路边林立的大小IT公司造就了那里的繁荣表象。但是当我们冷静下来琢磨一下，就会发现其间真正的高科技因子已经少之又少。当中关村的形象在越来越多的人眼里成为了挥舞着主板、硬盘、盗版软件叫卖的商贩们的集市时，其中暴露出来的人才危机已经无法不让人感到它的沉重了。人才与人才机制，又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矛盾命题。
人才保卫战几时打响
谁都知道，在微软帝国如日中天的背后，全世界最优秀的大脑在为它不断地注入着智慧和创造力。1998年，微软中国研究院正式组建。两年以后的现在，它已经是世界一流的计算机技术基础研究机构。微软这种“就地取材”式的战略意味着许多中国的优秀人才将在自己的国家里，用自己的脑力劳动，为美国来贡献聪明才智。美国是公认的世界最大的人才掠夺者，微软中国研究院仅仅是美国丰富的人才争夺方式中的一例。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国家高科技企业的迅猛崛起，不知道凝聚了多少外籍人才的智慧。而中国，一直是美国眼里最主要的人才基地之一。
眼下，德国人的争夺又来了。他们直接向他们所需要的IT人才发放绿卡，利用德国经济发达、生活条件优越的优势，吸引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人才“一步到位”地向德国流去。在有关的新闻报道中，德国的这项吸引人才计划被称做“绿卡工程”。据说印度已经有5000人就“绿卡工程”提出申请，而德国人则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中国的中关村。德国工业界联合会认为，计算机及相关行业发展太快，德国已经处于落后。工业界目前至少有150000个工作位置，特别是计算机和电讯行业劳动力短缺，无法找到相应的人才，而且人才的缺口正在以每年60000人的速度持续扩大。这个矛盾的解决，只有从欧盟以外的国家大量引进专业人才，才能得到缓解。利用传统上的经济强势，以花钱购买人才的快捷方式，力图在信息经济的建设竞赛中取得一席之地。这对于力求利用人才优势在未来知识经济时代中实现经济腾飞的后发国家来说，毋庸置疑是个不祥的信号。美元来了是马克，马克以后，又会是哪一家的“人才采购团”呢？
在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各国的商业领袖们曾经这样警告说：亚洲拥有走进新经济的人才，但它很可能受害于人才流失，因为全球为争夺“最优秀与最聪明的人”的竞争已然达到白热化。而放眼与我们隔海相望的台湾，那里目前正有80％的企业面临着“高科技人才招募不易”的窘境。
今天，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终于颇有点沉重地表示，面对各国都在积极吸纳人才，中国要想方设法把优秀的学生留在国内。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在目前中国不少著名大学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国内种树，国外结果”的现象。近些年来，每年都有大量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出国读研究生，相当数量的人一去就不复返。
以下的数据告诉我们：在未来十年，美国至少需要一百万名高新技术人才，日本计划使外籍科研人员比例达到百分之三十，芬兰则对掌握先进科技的高收入外国人税率减到当地人的百分之五十八。就在我们面前，一场全球范围的多边人才争夺战正在打响。保卫人才，争夺人才，中国人还要等什么？
留人，靠什么留？
二十年前，中国的飞机设计师们应邀去参观著名的英国罗斯·罗伊斯公司。英国人告诉他们，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是根据一位中国工程师吴仲华的“三元流”理论设计出来的。令所有在场的中国人感到尴尬的是，这位吴教授创造的科学原理，没能使他的祖国诞生新型飞机，反倒要我们通过英国人的成就来学习中国教授的理论。而今天，英特尔公司一代快过一代的芯片，微软统治世界的操作系统，哪一件没有中国人的参与在其中呢？中国人的创造力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很发人深思的问题在于，这些创造力为什么往往不能在自己国内变成自己的高科技产品乃至形成产业？为什么这些拥有卓越创造力的中国人总是要在异邦贡献他们的智慧？
我们要把人才留下，靠什么呢？我们的人才利用机制在哪里？
黄东亮两年前进入著名的诺基亚公司工作，职务是售后服务工程师。当我们向他问及在外国IT公司工作的感受时，他给我们以下的回答：“收入自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在我起初应聘的时候也是最吸引我的一个方面。但后来到公司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这里有远比挣钱更吸引我的东西。比如公司的各种培训，包括心理素质、公关艺术这些似乎和我的日常业务相距较远的内容。有时我在外地出差，公司也会通知某时到另外一个地方接受培训，不能耽误，从中可见公司对培训的重视，对员工素质的负责。另外，公司形成的企业文化和宽松气氛也让我觉得这里的魅力，就像诺基亚手机的广告语，这是一个人性化十足的公司。”
王选教授曾经那么自信地宣布，要让在方正工作的年轻人有其钱，有其车，有其房。但是，在物质待遇之外要为人才提供什么、做些什么，我们的企业就往往力不从心甚至根本想不到。成熟的外国公司有钱，有宜人的企业文化，有合理的管理模式，相比之下，相对年轻的国内企业短时间内很难与其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虽然无奈，却是不争的事实。
李先生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一直在国内一家规模中等的软件公司里从事编程的工作。由于公司在广东和山东有长期的项目，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京以外的地区度过的，家在北京的他戏言现在回趟北京有探亲的感觉。谈到自己的工作体验，李先生认为，收入不是他最看重的方面，公司的薪金福利等等只能说是一般，他感到之所以留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因素是“能接触到一个工程最核心的部分”，在与一群编程爱好者的合作中，总是可以获得成就感和通过学习提高水平的满足感，所以即使长年奔波在外也还觉得值得。当被问到有无到待遇更好的外国IT公司工作的打算时，李先生表示目前尚没有类似的考虑。
在中国国内，像李先生这样的IT从业者不在少数。假如有一天，当他发现自己想要的在美国公司、德国公司或者日本公司可以获得的更多，他还会留下来么？如果我们的高科技企业始终只能以“成就感”而不是以一整套机制来挽留人才，如果我们的高科技企业仅仅只能为人才提供一个还说的过去的薪资和住房，我们的人才终究还会为外国所掠夺。看一看他们的手段，你就会发现问题的现实和紧迫。
1999年3月，微软中国研究院把橄榄枝伸向中国国内的高等院校，此前他们已经实施一项被称为“微软学者计划”的计划：微软将每年从中国各大学计算机专业最优秀的博士生中挑选10人，授予“微软学者”的名誉称号，获得这一名誉的博士们将享受到以下待遇：
每月1200元；
每年由微软资助出国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或者访问微软总部；
免费获得微软软件；
暑假可在微软中国研究院工作并获得另外的报酬；
有资格参加微软举办的学术会议和活动；
学习期间的研究成果完全属于个人，研究院不加干预；
毕业后有自己择业的自由。
微软的人才政策在中国的媒体上一度掀起波澜，其中不乏“狼来了”的警喝，而与此同时，全国各大高校的很多高材生都对“微软学者计划”开始向往。
今年2月23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在汉诺威世界最大的计算机暨电讯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了新国策：德国将大批引进外国的高新技术人才。德国政府已经准备好，为来自亚洲和东欧的专业人才按照美国模式大批发放绿卡。经济部部长米勒表示，德国将简化审批手续，从速引进高科技人才，他希望今年夏天即可在德国迎接第一批外国人才。计算机行业协会副主席贝尔西图德则非常焦急地要求政府，第一批至少发放30000个工作许可。
不要再去研究外国人想在中国干什么了吧，我们该去关心一下自己为何没有干什么。保卫人才，中国人该拿出自己的办法。
引凤尚须筑新巢
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认为，目前，国内各个科研机构普遍存在留人难的问题。国内学成的大量学生，他们的首选是出国，再者是去外企，最后的选择才是在国内的科研院所工作。对此，李国杰提出了从学术、感情和待遇上留人的方针。在计算所中，他采取了这样一些方法：设立了青年科研基金为年轻人提供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提高研究生以及在所工作的研究人员的待遇，改善生活条件；组织各项活动来增强凝聚力，解决研究生的生活困难来培养学生对计算所的感情，他介绍说，所做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今年许多即将毕业的硕士生不再将出国读书作为他们的第一选择，许多人申请了硕博连读。另外，一些博士生也正在考虑毕业后留所继续工作。
诚然，这些细小之处的工作，只要我们企业的领导者具备了忧患意识，完全可以做到家。而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人才危机，不能回避地又要触及市场机制、教育体制等一系列宏观环境问题。
以软件产业为例。国内总体市场规模仍然太小，从事软件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软件企业总数不足6000家，技术开发人员不到20万。而且，无论在产业发展或是在应用方面，我国软件企业都严重缺乏高层管理人才和高级分析、系统设计技术人才，且这部分人员的稳定性较差。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企业并没有成为研发主体(企业研发投入不足销售收入的1％，而发达国家一般为5％，有的企业长期保持在8％－10％)，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不足；低水平重复研发；科研与生产“两张皮”；没有完备的技术和市场中介结构；缺乏促进研发的政策环境和体制环境；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等等。另一方面，软件市场与资本市场相脱节，二者很难有机结合起来，而西方国家的风险投资机制则能把科技与金融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而教育体制的落伍也在加剧着人才外流的恶性循环。东方通科技公司董事长张齐春曾经不无遗憾地指出， “我们很多新毕业的大学生在软件开发中，不懂做整体设计计划，也不会写文档，只会写程序，规范性的整体开发思路没有。”最直接的原因据说是，中国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课程的设计中，几乎没有开设过这样的课程，学生说“没学过”，“而美国的计算机人才，是要经过这方面的专门培训的”。中科红旗软件技术有限公司CEO刘博一针见血地感慨道：“必须说，我们的计算机专业教育已经赶不上这个行业的发展。”
如果总是这样一个“巢”，不用说难以引来凤凰，连雏鹰恐怕也要飞走。决胜这场人才保卫战，中国需要打造“新巢”。
今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这是1994年国务院发布《汽车工业产业政策》之后又一重要举措，据称对中国软件业未来10年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而中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人士日前透露：自1984年正式建立博士后制度以来，我国已建立798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累计招收12000余名博士进站研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成为教学、科研骨干和学术、技术带头人。
这些，都是好消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