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积仁敢为
刘积仁，1955年8月生于辽宁丹东。教授，博士生导师，全 国政协委员。现任东北大学副校长，计算机软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东北大学软件集团 董事长兼总裁，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理事会中国代表。
1980年东北大学电子系计算机软件专业毕业，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
1986～1987年在美国国家标准局计算机研究院做博士论文， 1987年成为中国第一个计算 机应用专业博士，1988年被破格提拔为教授。
刘积仁领导的东大阿尔派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个上市的软件企业，领导建设的东大 软件园是国内最大的软件园，是国家火炬软件产业基地。
全国“五一”奖章获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大优秀科技工作者，有突出贡献 的中国博士，全国“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首批入选专家。
刘积仁的成功经历如果精炼到两个字，我想应该是“敢为”。刘积仁自己也承认成功孕 育在非正常之中，“当很多人看你很正常的时候，你在做的事情，往往不太容易成功，因为 大家都看着正常的事情，机会就没有了。”
反而，“别人认为比较困难的事情，我喜欢尝试一下，而我对失败的感觉，不像别人那 样在意。搞经营也好，搞企业也好，搞科学研究也好，基本的原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创造 性。你没有创造性，做什么也不行，做科研不行，做产业也不行。而这种创造性所带来的第 一大风险就是很难得到公众的认可，这会使你心有余悸。因为当你这种创造性提出来的时候 ，会有很多人认为你的想法并不见得对，这时你禁不住会犯嘀咕，‘是不是我自己错了？’ 这个时候，正是考验一个人的时候。实际上，人的智慧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我们东大阿尔 派走到现在这样，也并不是说我有多成功，而是就在决策的时候，有的人退缩了，而我进了 一步，进了这一步，就把距离拉开了。”
刘积仁当年就是怀着这种心理，在学术界为失去一个人才而发出的叹息声中，毅然走上 发展产业之路。
刘积仁敢为的成果，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值得推究的现象：一、在大家普遍认为软件 难做，处在“微软把什么都做了，我们做什么”的困惑之中的时候，刘积仁领导的东大阿尔 派1997年度中期主营业务，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1．24％，利润总额达到2673．76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110．71％；二、作为中国软件第一股的东大阿尔派，没有诞生在得风气之 先的南方，也没有诞生在人才济济的北京，而是偏偏落在了改革开放相对滞后的东北，落在 了名气并不是太响的东北大学。
刘积仁的敢为，至少能告诉中国软件业还有另一条路好走：软件并不只是中文平台之类 的通用软件。由于美国人在通用软件上掌握着标准和市场，中国人目前在这些软件上只能做 些边边角角的小软件，很难有大的作为，而电力、电讯、保险、航空港等垂直行业的基础信 息化建设对应用系统软件需求却十分旺盛、庞大，大到让刘积仁感慨“路很宽，连两个软件 公司撞车的机会都没有。”
那年那月
成功人士喜欢津津乐道往日艰苦岁月对自己坚强意志的磨炼，以及良好习惯的形成所 具有的重要意义。
海星老总荣海说，最难忘的是16岁那年作为知青插队的那段日子，穷到了没有饭吃，没 有灯点。有那段日子垫底，今后再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怕了，总不会没有饭吃？最让杨元庆难 忘的是，家长月初给的零花钱月末又被家长要回去买菜。杨元庆说，这使他知道在现在的工 作中如何节俭。华胜总经理韩亦舜在美国“洋插队”7年，在餐厅里洗过一年盘子。他说这 一年体力活干下来，砥砺了自己的意志。浪潮总裁王爱先“工、农、商、学、兵”全干过， 在越南所经历的生与死的考验，应该让他不畏惧任何的困难。王选在做照排机之初，为了省 五分钱而情愿多走一站地……
有人因此就觉得现在的年青人不够成熟，是因为没有经过成功人士那样的苦日子。 但是，60岁的王选所谓的“苦”和33岁的杨元庆经历的“苦”应该有所不同。既然33岁的杨 元庆都可以有“过去”，那么23岁的小年青为什么不可以老气横秋地对13岁的少年说“独生 子女太娇惯了”。
我相信所有成功人士的“那年那月”都真实可信，并承认那年那月的经历和他们坚毅性 格之间的逻辑关系，但这些并不能证明现在年青人的不够成熟是因为没有受过那年那月的苦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困境和难题，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苦和磨难，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而已。苦难并不只表现为缺吃少穿。谁活过来都不容易。
年青人是不够成熟，但不是因为他们缺少“那年那月”的苦，而是他们没有机会和舞台 锻炼自己，证实自己能够成熟。一个班级、一个组织能够出类拔萃的也就那么三五个人，并 不是其他人都没有才华，都不成熟，而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单位里面，只提供了三五个能够 表现出类拔萃才华的位置，如此而已。江山代有才人出。
刘积仁承认，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他们这一批人，应该说不能算是中国最优秀的分子，“ 相对于北大、清华的学生，我们考试都考不过人家，考不过人家才跑到东北大学来的。那么 我们这样一批人，在个别人的智慧可能比不上中国最优秀的那一层，但是，当我们组合在一 起的时候，这个队伍却表现出了一种很强的竞争力。我认为这就是人的系统工程，这就是团 队精神。所以，我们一直比较注重团队的建设，用一个大兵团的力量来弥补我们在个别的 、每一个环节上的不足。日本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成功，组合力量表现得比较好。中国人聪 明的在一起太多，就容易出问题。容易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多，什么事情都是“关心”别人 ，很少考虑考虑自己。不是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而是看别人做了什么。”
刘积仁是什么成份？
做企业，刘积仁开始并不是很情愿，“最开始心理还是很排斥的”。这种心理体现在， 刘积仁管自己最初成立的实体叫东工阿尔派软件研究所，而不称其为公司，但在注册的时候 ，不是公司就不能注册，这时刘积仁才很不情愿地在研究所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括号里面是 有限公司，但真正用的时候却很少把那个括号加上去。“当时心里就觉得公司肯定是以赚钱 为目的，而我一直是做学术，做研究的，现在为赚钱而开公司，自责的心理很重。”
“我感到的最大压力是，从大学走到社会，办一个公司，别人怎么看我？已经很熟悉的 学术界怎么看我？当时，‘下海’这个名词等同于‘下道’，反正是不在正道上走了。老师 们可能会觉得这是学术界的一种可惜，刘积仁怎么跑到邪路上去了？我本人已经遇到了很多 次评跨世纪人才，评博士导师，从文章，从带学生，这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总会遇到这样 一个问题，就是‘刘积仁是什么成份？’”被开除出学术界的危险多少让刘积仁有些心有余 悸。
当时，大学里面做研究主要是为了发表论文，培养些学生，产业界怎么做和大学没有关 系。另一方面，也没有几个博士愿意到工厂、到公司里面，扎扎实实从事科研工作，也没有 多少个工业企业家能够把他营业额的5％、10％、20％拿出来投入R＆D(研究与开发)，这两 个方面致使科研和产业越来越脱节，距离越来越大。
现实使刘积仁不能不考虑“科研究竟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我们个人写书？发表文章？ 如果仅仅是为了我个人的什么博士、博士导师以及将来可能获得的更大的个人成就，我 觉得这个东西本身对我并不重要。”刘积仁想的是让自己所走过的路程，为社会留下点 什么东西。
可以说，刘积仁成为刘积仁，并不仅仅是他本人的才华有多么出类拔萃，而是他敢于在 别人还都没有想好的时候，通过自己的思考，认定从纯学术的圈子里面跳出来、做产业是正 确的路，并坚定地走了下去。“我觉得现在大学里有很多人，具有产业方面的才华和能力， 但就是在他们要在产业和学术两者之间本不该有的鸿沟之间，这样跨一下的时候，他们犹豫 了。”被开除“学籍”的危险让很多人退缩了，其实这“学籍”只不过是一个“成份”而已 。
刘积仁认为自己证明了知识是有价值的，知识是能创造财富的。但如何把知识对等成价 值？最不容易定位的，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我这个东西也不会有什么价值；一种就 是天价。刘积仁最后发现，知识的资本和资金的资本一样，最重要的在于它的运用，在于它 的灵活周转，而不是说你拥有它。拥有知识资本，不表现出来没用。